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四、党内法规体系中比例原则的具体适用 比例原则作为党内法规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党内法规体系的各个领域之中。只要法规范中包含了特定用词，比如相适应尽可能认为必要可接受性明显不当等，这些规范都可以成为比例原则的规范基础。

持有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若某项权利较之于另一项权利呈现出直接或间接的强势性和支配力，那么此种权利也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力。近年来，比例原则逐步从三阶论扩展为四阶论。比例原则可被视为一个不同法律体系间减少沟通障碍与成本的价值中立的机制。从宪法法律、党内法规的相关规定加以考量，党员权利与公民权利在主体、内容等诸多方面皆具有共通性与一致性。第一，权力—权利结构。

然而，行政法原则说的最大弊端在于其无法与比例原则快速扩张的发展现状相适应，从而使其自身可能存在过度保守与落后之嫌。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存在诸多共通之处，由于合理性原则具有主观随意性过大且在保障人权方面先天不足等缺陷，正逐渐式微并让位于比例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开端，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开放的创新体系。

这就不仅要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精神和实践指导意义，更要将其放在法理学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历史脉络中，明确其理论超越和学术定位。清末以来，西方法理学及其背后的哲学思维方法，尤其是以自由主义及法律实证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不小影响。19、20世纪，西方也出现过自然法学的复兴，但经历现代化与后现代浪潮的反复激荡后，无论是古代自然法中的自然，还是中世纪神权自然法中的上帝，抑或是近代古典自然法中的自然规律等，都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中被进一步祛除神圣光环，德沃金等人将法律与道德相关联的讨论也更多是立足于对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自然法理论进一步形式化。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引下，将国家机器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统一到真正的人民利益上来，避免了国家行政本身的科层化、官僚化带来的价值真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对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强调，正是认识到现代社会的价值不完全包含在形式化的法律规范之中，法律仍然有着鲜明的价值属性。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化方向，是以破除旧文化为导向的。

一方面，提出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强调要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应对外部挑战，在对外斗争中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一方面，政府的治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前提和人民利益的兜底性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根本上对上述西方法理学思潮进行学理性超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最新发展。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是法治初创阶段。

长期以来，主张将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相割裂，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建构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中国人民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借助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的无产阶级价值理念的领导、教育和改造，将分散的、不同的人群整合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与主体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采用系统的视角理解法治，对法律进行综合性的理解，而非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或仅关注法律的某一孤立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深刻反思了法律规范与价值判断相分离带来的危险，以富勒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和以哈特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多次展开学术辩论，一度被认为出现了自然法复兴的趋势。

西方中心主义论者试图将这些特殊语境下产生的前提假设演变为现代法治的普遍内涵或必然要求，这显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所认知的法的本质。虽然部分道德因素也为法律规范所吸收，或通过公序良俗等条款被形式化，从而在处理疑难、争议案件时发挥适当调节性作用，但法学界以规范分析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法律规范系统的封闭性，与社会上将道德领域私人化、个性化的风潮相呼应，试图打造法律的独立领地。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础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在国家治理层面，法治和德治的内在勾连也被进一步割裂，理性个人之上的自由成为法治的前提假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刑法谦抑主义进一步被扩张为私人领域的自由意志主义，诞生了规范分析法学派等强调将法律问题的讨论局限在制定法范围内的理论主张。

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遵守道德则不仅是一种行为上的操守，也是一种内心的教化。法治作为一种抽象性的、普遍适用的治理手段，能够为这种社会关系的调节提供保障、促成协作，是一种有效的现代化治理范式。习近平法治思想所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实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法的本质和阶级属性的重申，实现了对这种阶级属性内涵的进一步发展，阐明了人民在社会主义法治下实现当家作主的路径。最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类型，只是治国理政的一种主要方式，道德、习俗、惯例、宗教教规、党内法规等其他规范也参与着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架构中，人民利益在法治过程中的实现高度依赖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组织。

这都说明，内部差异较大的国家的治理，仅依靠国家法的统一治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依归就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里，从而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在逻辑上的统一，即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阶级内涵 从法的本质来说，法律首先是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他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往往倾向于用任意的命令取代法治，即使存在部分法治，也是通过严酷的刑罚来确认和维持君主的统治秩序。内容提要：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性建构、学理性解读和学术性阐述，需要立足于法学基础理论构建层面的普遍性意义，分析其对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下法学理论的超越，理解其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发展脉络中的划时代意义。

（一）打破了西方法理学中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分离的范式 西方法理学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源远流长，从《安提戈涅》中呈现的自然法与实证法之争，到晚近的哈特与富勒的学术争辩，逐渐经历了自然法形式化的过程。中国必须以法治方式应对霸权挑战，用规则说话，靠规则行事，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维护我国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原理唯有在与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之后，才展现出不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面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并非不重视法律，而是注重追求道德浸润人心的治理效果。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治理更要求我们超越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下的形式主义法治理论，维护社会底层的生存和发展权，而不是任由资本集团在形式平等的外衣掩护下肆意利用资本优势扩大不平等，乃至干预政治或控制社会。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关于国际体系的认知进行了新的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采用多元主义视角，对中国数千年的国家治理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强调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坚实基础，引导社会形成全民守法的义务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实现了对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的超越，让法治超越冰冷的形式理性，成为人民实现公平正义的真正保障。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鲜活实践证明，法治现代化并不只有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这两条西方路径，而是可以在国家自身政治逻辑中生发出独特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法理学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理论创新运动，用以指导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有效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面向新时代，构成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任何一个案件如果偏离了公正的准绳，不仅会对当事人造成全面的伤害，更会进一步影响群众对社会正义的认知。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多民族聚合、城乡二元结构等差异客观存在的大国，本身在治理上就存在多元性与统一性的张力。相比西方主要服务于选举政治的政党形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自己的政党发展道路，在政治实践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将人民意志上升为党的方针、政策，再通过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等实现路径，指引法治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地处理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要义。

随着西方民主理论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这种国家和社会二分的原理被作为普世价值在全球推广，并在苏东剧变后进一步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从1957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法治建设严重受挫阶段。

但在事实层面，西方现代社会在法律之外始终保留着强大的宗教传统作为法律规范的道德性补充，实践中更是存在道德与法律相互渗透的内外共治，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协调。随着西方势力在全球的扩张，这种产生于西方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理论话语成为普世话语体系的一部分。